彼时的中国网球，还停留在“全运会—亚运会”的计划模式中。职业巡回赛、四大满贯、世界积分，对多数教练来说几乎是陌生的概念。1981年，中国队首次亮相联合会杯，杀进16强已算惊喜。但胡娜关注的不是名次，而是场边出现的经纪人和品牌商——她清楚，那才是通往职业舞台的钥匙。美国网协注意到这点，向她抛出橄榄枝，邀请她赴美训练。
1982年春天，中国女队抵达旧金山，准备联合会杯比赛。按照规定，队伍集体行动，统一就餐。战胜日本后，全队正准备迎战德国。谁料次日清晨，餐桌上少了一人。起初教练以为她去晨跑，但房门从里侧反锁，行李却还在。几个小时后，组委会送来律师函：胡娜决定留在美国，并承诺“个人安全无虞”。消息传回北京，体委开会到深夜——这究竟是单纯的个人选择，还是牵涉政治的重大事件？无人敢轻易定论。
离开国家队，她失去了身份与保障。没有比赛资格，无法挣钱，她只能暂住在波特兰华裔朋友家，靠打零工维持生计。1983年底，她终于拿到绿卡，世界排名也从零起步，先是209位，两年后闯进前一百。那段时间，她没有赞助商，没有固定教练，只能一站一站地在低级别赛事里拼杀。她后来回忆：“听到看台上有人用中文喊加油，我差点就哭出来。”这句话，比任何新闻报道都更动人。
然而现实并不浪漫。高强度比赛带来的劳损和伤病，让她在1987年后状态下滑，最好成绩停留在世界前50。她曾苦笑着说：“职业网球像个榨汁机，再有天分，也得看身体能不能撑过一整年。”1992年，29岁的胡娜宣布退役，用七个字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——“梦想完成一半，够本。”
退役后，她先补修管理学分，又考取国际教练证，随后在台北淡水创办“胡娜碧潭网球俱乐部”。场地租赁、招生宣传，她都亲力亲为。2000年起，她挑选十几位小女孩进行系统训练，竟培养出两名能打进国际青少年赛的种子选手。有人问她为何不回大陆执教，她笑说：“先把这边的试卷写完。”语气轻描淡写，却透露出她的顾虑——公众记忆里的“出走”二字，依旧是难以跨越的障碍。
2003年，她接受大陆媒体专访，首次完整解释当年的决定。“如果不能出国训练，我就看不到职业赛的机会。当时摆在我面前的，只有两条路：要么继续在体制内打业余赛，要么独自闯一条路。”她也坦言，自己年轻气盛，缺乏与组织的沟通。前队友李心意后来补充，其实体委原本已计划亚运会后送胡娜和其他三名队员赴美培训，只是尚未最终确定，消息没有告诉运动员。信息断层，误会成了分裂的根源。
2011年，她回到大陆担任网球解说，在后台与昔日教练重逢。对方面带笑容地问：“要是当年我多和你聊五分钟，你还会走吗？”胡娜愣了愣，只回了一句：“也许吧。”这声“也许”，不是答案，却足以折射出那个年代的局限。
离开球拍之后，她拿起画笔。这个转变，在体育圈听来颇为新奇。她说自己做过一个梦：网球拍忽然变成长长的画笔。醒来后，她便给朋友写信：“再不画，就老了。”她的第一幅油画，是一条深绿色的网球弧线。2014年，北京的一场联展上，她公开展出十二幅作品，题材包括球场、港湾、教练席，色彩浓烈，笔触里带着运动员特有的爆发力。有人质疑她借机炒作，她只是摇头：“不画才难受。”
三十二年过去，胡娜的身份标签不断更迭：从“叛将”“逃兵”，到“第一位华裔职业女选手”“网球教母”，再到“油画新手”。唯一不变的，是那份初心——“想站在中央球场。”在职业体系尚未成形、制度尚未松动的年代，她以最激烈的方式为自己撕开一条道路，背负巨大风险，也留下巨大争议。如今，中国球员已能光明正大地踏上世界巡回赛的赛场。回望当年，她的选择逐渐被重新理解：有人必须先去承担那份野心与阵痛，后来的人才有更宽阔的路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